建设一流学科要有一流思维
——对话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部分一级学科负责人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日前发布了2012年学科评估结果。此次评估有390多个单位的4200多个学科参加。全国高校中的国家重点学科，参评率为93%，博士一级授权学科的参评率为80%。
如何看待此次评估？如何打造一流学科？本报记者来到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与这些高校一级学科部分学科负责人进行了对话。
兼容并蓄与自成体系能否得兼
问：此次学科评估涵盖了科研、队伍、人才培养还有学术声誉等方面内容。你们认为，此次评估与以往有何不同?
此次评估注意到学科的多样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此次学科评估，较前几次有许多新的特点，值得高校关注。一是注意到学科的多样性，不再用一套标准评估所有的学科，这是符合学科特点和学科建设规律的；二是把人才培养在大学学科评估的核心位置，重视对人才培养条件、质量及毕业后发展状况的评价，切中了大学教育的本质，对于大学学科建设有重要引导意义；三是融合了国际上一些著名大学和大学学科评估的因素，如学科声誉的同行评价、代表性论文的定性评价等等，国际可比较性越来越强；四是在评估过程中促进学科参与和对话，评估从过去的“背对背”转变为现在的“面对面”，改善了评估机构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模式。
重在评估师资水平和基础条件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 吴建平教授：本次学科评估是在充分总结前几次学科评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和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两方面的学科建设目标而完成的。主要特点是：重在师资水平和基础条件，弱化了各项指标的数量强化了质量，评估指标尽可能量化且透明度高，同时兼顾了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两方面的创新等。本次学科评估的指导思想明确、组织工作严密、评估结果可信。可以说，评估反映出我国学科评估工作越来越成熟，不仅客观反映了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而且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导向。
科学评价引导学科长远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学院高松教授：学术评价是一项很复杂、很困难同时又是很重要的工作。如何对于一个学科进行科学的评价，引导学科长远发展。这次学科评估，在以往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做了不少改进，比如，不是单纯追求规模和数量，更强调学术质量，注重人才培养、学术队伍和科研成果等方面的学术影响和声誉，既包含定量的客观数据、也考虑了主观评价。一个学科，是否卓越，能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从结果上看，一是该学科的教师中成长出一批或若干在国际相关学术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能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二是能从学生中够培养出未来学界或业界的领袖。如果从其软环境来看，需要机制上的保证，能够形成一个专注、自由、和谐的追求卓越的学术氛围。因此，今后的学科评价，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更多关注和鼓励原创性的工作，更过关注和鼓励支持青年学者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既考虑了量的规模，也考虑了质的重要性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平文教授：此次学科评估涵盖面更加广泛，基本上包含了学科建设的绝大部分内容。评估数据来源也更加真实可靠，并进行了数据的公示、核查工作。评估工作既考虑了量的规模，也考虑了质的重要性，例如采用代表性论文。总的来说，我认为此次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和工作程序都有较大改进，学科评估的结果也是基本可信的。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评估都不是绝对的，事实上没有绝对公平的评估数学模型。从评估结果中发现本单位科学建设中不足的地方，才是学科评估的根本意义。
应多设置一些鼓励学科自主发展的评估指标
北师大文学院院长过常宝教授：此次学科评估所设计的指标体系，有了不少很好的改进，增设以质量和内涵为主的指标，并引入社会评价，使得本次学科评估的结果更切合实际。我认为，还应多设置一些鼓励学科自主发展的评估指标。目前，一些人文社科类基础学科，不论何种类型、规模的学校，都开设大致相同的课程，都在同一个平台同一个方向上竞争同类型的项目、奖项，导致学科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难以形成特色鲜明、多样性并存的学科局面，希望学科评估在这方面能有更多的突破。
学科建设要有长期不懈的经营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学科建设如同企业家经营企业一样，不仅要目标明确、具有创新意识，而且要有长期不懈的经营意识。干5年未必见效果，但只要有起色就会有发展。要想干好，需要培育，需要特色，更需要适合生存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和改革开放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学如何建设？我们当时提出学科建设的概念是打造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以及教育体系。至今，该概念依然强劲。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很多问题是西方制度所不能完全解决的，学习西方经济学更重要是立足于本土，回答中国的问题。
追求兼容并蓄和自成体系的学科发展风格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教授：我们要追求兼容并蓄和自成体系的学科发展风格。既不盲目追随西方的做法，也不能将中外两套体系简单拼凑起来，很多学科是经过多年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逐步确立了兼容并蓄的发展理念。学科发展要始终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合理搭建基础理论研究和专业方向建设的逻辑结构，为学科长远发展奠定深厚基础。如：我们通过“金融实验班”和“财政实验班”这两个实施载体，采用国际通行的专业课程设置方式，以及严格选拔具有良好潜质的本科生作为培养对象，致力于塑造经济学理论基础扎实、数量化分析技能娴熟，并且能够“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的高级人才。
基础理论与面向实践能否并重
问：学科建设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也要以创新、实践精神，重视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你们所在的团队是怎样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和社会问题研究，推动学科建设走向前沿的？
立足中国实践接好地气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商学院院长伊志宏教授：学科建设既要接轨国际，更要立足中国实践。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崛起，整个社科领域评价指标体系里还应具备以下两个要素：一是中国社科领域应鼓励和提倡立足中国实践，研究中国问题，很多中国问题的解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二是社会科学中应用学科的研究还要体现对业界、对社会的贡献。国外一流大学这些年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比如工商管理学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都在比最高水平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但很多研究的内容对于企业实践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不应重蹈覆辙。我们的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实践，不仅要接地气，更要接好地气。
我们坚持学科建设不赶时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陈岳教授：作为人大最具历史的学科之一，我们坚持学科建设不赶时髦，什么热闹就研究什么。在保持学科传统、学科特色鲜明的同时，更要看重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传承。理论创新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并不是随时颠覆和推翻。大学的最重要功能是培养人才，此中培养的内涵主要是指让人才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学科建设要义之一是能与社会各级部门进行深度融合，努力当好决策与咨询的思想库，而要深层次服务社会需求，则需要瞄准目标、长期实践。
努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副院长张波教授：统计学作为刚刚从数学和应用经济学独立出来的新的一级学科，我们既要注重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建设，也要努力服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多年来，我们承担了大量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基金等纵向研究项目，同时，也承担了许多国家重要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横向课题，培养出许多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实现了学科建设的“顶天立地”——在天化身为龙，立地润泽万物。
注重研究与实践相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林嘉教授：我们非常注重法学学科的实践性，注重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我们聘请了很多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及律师做学生兼职导师，另外成立了“律师学院”，该学院课程都是以实务为基本，目前，“律师学院”的学生出校门后可以很快地适应法律实务方面的工作。
重基础，重实践，跨媒体，跨学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倪宁教授：就新闻传播来说，学科建设一方面要“穿新鞋走老路”,这里的“老”非“食古不化”之意，而是“坚持特色”，抓好两重——重基础，重实践；另一方面，在协同创新，深化内涵发展的大背景下，更要实现两跨——跨媒体，跨学科。新闻学子只掌握新闻传播方面的理论与基本知识是不够的，至少还应该接受一门较系统的其他学科知识。基于此，我们这几年进一步按照学校人才培养的总体思路，合理配置教育教学资源，协同创新，相继成立了“法学和新闻学实验班”，“政治学和新闻学实验班”，效果很好。接下来我们还想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院合作，培养跨学科的新型新闻传播人才。
教师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关键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党委书记潘伟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一个理工结合兼容的学科，也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乃至国家国防、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学科之一。清华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特色是专业覆盖面宽，注重材料学科的基础研究，注重材料学科与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科的协同交叉合作，鼓励与支持材料学科前沿学术研究与教育的有机结合。我们下大力气抓人才培养，特别是高水平博士生的培养，5年来培养了5位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和6位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教师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关键，我们积极引进国外优秀青年人才，同时注重已有人才的培养，5年来，成长出1位中科院院士、5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位长江学者，引进了3位“千人计划”优秀青年教师。这样一支教师队伍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以多学科交叉为创新研究切入点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院长江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通过在地理学一级学科下自设自然资源二级学科，将地理学基础研究与我国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相结合。在国家和学校人才政策和学科建设规划的支持下，我们一方面注重引进相关领域的人才，另一方面着力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以多学科交叉为创新研究切入点，在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油气资源领域承担国家重大研究任务，培养专业人才。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在水、土、生资源保护利用、土地利用变化模型模拟、资源测量评估与资源信息、区域生态建设与规划等方面取得了高水平研究成果，向国家输送了一批自然资源交叉学科高水平人才。回顾过去，我们深深体会到，学科建设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也要融入国家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之中。只有如此才能稳步走向前沿、持续拥有活力。
以创新、实践精神，重视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 翟振武教授：学科建设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也要以创新、实践精神，重视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如此，学科建设才能走向前沿。当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是幸运的，当今中国社会现象与矛盾不断复杂与深化，正因为如此使学科研究具有国际价值，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没有实践的呼唤，没有实践的沃土就不会有学科繁荣。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着力引导教师带领学生动手实践,在河北、四川、江西等地的农村设有实习基地,即以大量的实习基地、大量的调研活动，带动学生彻底抛弃“死读书，读死书”，有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在我们身边：头天西装革履地在顶尖的国际论坛上发言，转天回国就换上雨靴下到农村地头做调查。同时，利用实验室——人口预测实验室、健康实验室、电话调查室等，增强学生的动手及分析能力。
近亲繁殖与学术帮派怎样避免
问：在一些学校的院、系和教研室聚集着由老教授一脉相传下来的弟子门生，甚至出现了“四代同堂”的现象。哈佛大学校长艾利奥特在《大学管理》一书中指出，哈佛大学“近亲繁殖”的教师比例高达64%，同时痛陈“近亲繁殖”的积弊。可以说，“学术近亲繁殖”从内部摧毁了学术自由的根基。如何避免“学术近亲繁殖”，提高学术的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试图在“效率”和“创新性”方面取得平衡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主任陈剑教授：在管理科学与工程这个学科的建设中，我们非常强调学术研究要“入主流”，并且“争一流”。每个学科的教师，每个团队的人员数量都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根据学科发展的趋势整合一个得到大家相对“认同”的“大方向”，集中精力实现“合力”，进而实现一定程度的“跨越式”发展，并且根据学科发展的变化动态地调整这个“大方向”。以我所在的团队为例，我们在上世纪末将这个大方向确定为“基于信息技术的供应链管理理论和应用”，而在2007年将大方向调整为“新兴电子商务重大基础问题与关键技术”。同时，我们非常强调团队成员的“个性”发展，在“大方向”下，鼓励团队成员（包括博士生）做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发挥创造性。
学科建设要“争一流”，必须要有一个学术创新的良好氛围，不同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的碰撞、交锋是至关重要的，需要下大力气抓学术团队的多样性建设。当然，如何防止“近亲繁殖”妨碍学术“健康”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在我国这种现象可能更突出，这与我国高校目前的一些“外部”环境有关，比如教师的流动比较困难。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近亲繁殖”带来的不良后果，我们试图在“效率”和“创新性”方面取得一定的平衡。我们从2008年起不直接招收本校毕业的博士，并鼓励教师更多地到国内外高校开展学术交流，吸收不同流派的学术“营养”。同时，我们还积极举办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国内外不同流派的高水平学者集中进行深度学术研讨。
最重要的是形成学术的独立和自由精神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学术创新的前提是充分地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譬如其追求真理的本性。这就要求学者具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在古希腊著名的柏拉图学园，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这样的说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有此精神，四代同堂也无妨。无此精神，即便在不同的大学，也会形成一个和学术格格不入的利益共同体。我并不是支持四代同堂，古人有云：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最重要的是形成学术的独立和自由精神，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体系。
“近亲繁殖”会导致人际关系处理成本提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关于“近亲繁殖”的争议一直居高不下。一流大学鼓励创新，赞同批判，挑战权威，但在“近亲”的关系中，这些行为都不可能得到实现。另外，“近亲繁殖”会导致人际关系处理成本提高，不利于青年教师专注学术研究。这种封闭的学术生产系统不利于大学教师学术职业的发展。其实，单从学科建设方面而言，正因为有不同教学风格与教学流派的呈现才会激励青年教师层出不穷地创新。比如，我们学院曾针对来自不同大学的教师办了一个培训班，9天后，大家在不同流派、不同学术风格的撞击中找到前所未有的研究灵感和创新火花。造成“学术近亲繁殖”的直接原因还是人才的选拔制度问题。其实，只要是好学生，放出去就不用担心他的未来。我们近几年的人才招聘工作都邀请了国外优秀大学教授参与，可以说，越顶尖的人才招聘首先关注的是学术实际水平与所聘用学科的适配度，至于学校和导师都不是主要关注点。
严格区分学术帮派和学术流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教授：长期以来，人大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一直讲求规范的、系统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同时重视“土”“洋”结合，即本土化和国际化并重，一方面注重实用，解决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牢牢把握国际学术前沿，力求在世界公共管理学界发出“人大声音”。在批判“学术近亲繁殖”的问题上，我们要严格区分学术帮派和学术流派。“学术近亲繁殖”极易产生学术帮派，它是阻碍学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狭隘而陈旧的小圈子；而学术流派却是那些经过岁月洗礼，实践检验，大浪淘沙而留下来的金子般的学术思想与技术，这是需要传承的。正是因为有优秀的思想传承，各学术流派才得以百花齐放、百舸争流，才能焕发“万物竞相争自由”的勃然生机。（记者 唐景莉 李薇薇）